【智庫研報】高質量發展動力之源在市場

　　改革開放40多年來，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漫長探索中，國家宏觀調控和相關產業政策的有形之手始終發揮著主導作用，彰顯了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越性。但當前我國由高速度增長向高質量增長轉型跨越，隨著宏觀調控與產業政策的邊際效應消退，未來支撐高質量發展能夠闖關突破的核心驅動力，不應該也不可能是有形之手，而主要是無形的市場力量，包括市場機制和市場精神，如企業家精神、創新精神和工匠精神。

　　建立制度的“籠子”，讓有形之手保持理性和克制，聚焦于為發展營造寬松的氛圍、健康的土壤和良好的生態;讓市場的力量充分釋放和彰顯，市場規則成為普遍性規則，企業家、科學家、大國工匠的才華與夢想得到充分施展。缺一不可的兩個條件，構成未來中國高質量發展轉型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很明顯，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石油和化工行業的高質量發展也必須遵循這個系統性前提。

　　核心觀點

　　●作為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依然是穩增長的重要政策工具，但其邊際效應已不斷消退，作為經濟增長的對沖托底工具、

　　而非引擎驅動力的特征愈發明顯。

　　●產業政策的邊際效應同樣呈現弱化。隨著技術的突飛猛進、市場的瞬息萬變和商業模式創新迭代明顯加快，制定產業政策的難度空前加大。

　　●市場力量必然成為高質量發展的核心驅動力?！笆袌鲈谫Y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落地的效果，決定著高質量發展的進程。

　　●企業家精神是市場經濟的中樞和脊梁。新時代的高質量發展，尤其需要企業家精神強勢回歸其本位和正位。

　　●創新精神是市場經濟的靈魂，同樣是高質量發展的靈魂，決定著高質量發展的形態和高度。創新驅動發展與高質量發展相輔相成、一體兩面。

　　●高質量發展理念落地的觸點，是千千萬萬的大國工匠。工匠精神決定著高質量發展理念能否變現、根基是否牢固。

　　宏觀調控：從“促進”轉向“托底”

　　過去40年，中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年均增速15%，1998~2017年M2增長了16倍。2000~2018年，中國基本處于貨幣超發狀態。尤其是自2008年以來，受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國內貨幣超發幅度、廣度、深度均遠超以往水平。其中，2009年貨幣超發程度最嚴重，廣義信貸、M2同比增速分別達45.6%、28%，名義貨幣缺口則達到驚人的16.86萬億元，創新中國成立以來新高。2008~2018年，國內M2廣義貨幣從40萬億元上翻4倍至167萬億元，而GDP在此期間累計上漲不到一倍，城鎮居民收入、全國住宅價格漲幅均遠低于M2擴張幅度。過量的超發貨幣最終流入實體市場和以房產為代表的金融市場，是導致人民幣外升內貶的重要原因。

　　貨幣超發一方面給實體經濟帶來了充沛的“活水”，對于中國經濟創造持續高速增長的奇跡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其對于穩增長的邊際效應近年來也在快速消退，多印鈔但對實體經濟增長并無多益，貨幣“鈍化”已經是人所共睹的事實。而且，貨幣超發帶來的資金脫實向虛、催生資產泡沫、累積金融風險等負面效應也日漸暴露。

　　貨幣如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從長期來看，一味采用超發貨幣的政策對轉型中的中國經濟促進意義不大，反而延緩了經濟結構的調整與增長方式轉變，對經濟的長期增長無益。無論是從歐、美、日的國際經驗，還是從我國過去的實際經驗來看，貨幣超發對增速換擋中的實體經濟促進有限?？梢灶A見，穩健的貨幣政策將成為我國未來一個比較長周期的主基調。

　　財政政策同樣如此。財政基建長期以來都發揮了穩增長壓艙石的作用，當前依然是穩投資的重要政策選項。但不可否認的是，當前宏觀環境下財政資金投放將更加注重效益，基建投資的邊際效益遞減，大幅加碼意義不大。從投資回報率來看，我國的整體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邊際拉動不斷下滑，截至2017年末，單位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對GDP總額的拉動作用已降至1.27，在固定資產投資拉動作用減弱的大環境下，作為其重要分項的基建投資也難以獨善其身，單位基建投資對GDP增長的拉動已由2004年的9.30降至2017年的4.69，縮減幅度近50%。基建投資的投資效益下滑對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也將形成負面影響，導致債務的可持續性下降，長期來看對地方政府而言弊大于利。

　　當前，從國內來看，大力度減稅降費以及不斷強化消費主導型經濟結構的導向非常明確，留給財政基建的空間不會太大;從國際來看，經濟環境明顯惡化，內憂外患下財政資金必須更加精打細算，在投入產出方面加以衡量，受整體投資回報持續下滑影響，基建投資大幅加碼的經濟意義也不大。因此，當前積極的財政政策風起帆張，但能量和影響已不可同日而語。

　　綜合來看，隨著邊際效應的消退和騰挪空間的收縮，中國貨幣和財政政策發力顯效的高潮已經過去，進入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宏觀調控政策手段作為穩增長、保就業、惠民生對沖托底工具的職能定位將不斷強化，而作為經濟增長促進手段和主要驅動力的功能會逐步消退。

　　產業政策：邊際效應有所弱化

　　中國是世界上最熱衷于制定產業政策、產業政策體系最為龐雜的國家。新中國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經濟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容易讓人產生一種直覺：產業政策是中國經濟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不容否定，在此前三四十年以速度和規模為主導的傳統增長模式下，產業政策確實發揮著重要甚至是主引擎的作用，是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制度優越性的具體體現。國家制定總體目標，各部門和各級地方政府再對標總目標制定更高的增長目標，大家以速度和規模為對標比學趕超，將產業政策的力量發揮到了極致。而且政府部門享有資源的配置權和市場裁量權，更強化了政策驅動增長的能力和手段。

　　也正因如此，“蘿卜快了不洗泥”的粗放增長帶來了一系列的嚴重問題，這也才有了當前“高質量發展”的全新課題。高質量發展是傳統速度和規模主導型增長模式徹底的改弦更張，是中國現代化百年征程進入下半程繞不過去的必經階段。

　　高質量發展有更高層次的目標任務，有更豐富的內容與內涵，要達成這些目標任務，再僅僅從歷史經驗和墨守成規中是找不到答案的。比如，以往一招就靈的產業政策，在高質量發展的體系中往往就會有心有余而力不足、鞭長莫及之惑：提高增長的效率和效益，這是市場的專長，而恰恰是政策的短板;提升創新水平和創新驅動增長的能力，政策可以引導助力，但落地點和源動力還是在于企業等市場主體;加快綠色發展轉型，政策可以維持必需的高壓氛圍，形成倒逼機制，但包括觀念革新、探索實踐、模式機制、系統方案等在內的每一步，都取決于市場的力量及切實行動。

　　還有一個新情況是，隨著產業問題的速變性與復雜化，部門協管、九龍治水的必要性上升。讓專業人管專業事、既分工又協作的制度設計初衷很好，但實際情況不乏部門間圍繞關鍵改革議題難以協同，最終出臺的產業政策方案往往避重就輕、繞道而行，從而形成了所謂的“政策空轉”現象，也即重復出臺政策、以政策解答政策。

　　正是鑒于產業政策立國的弊端越來越凸顯，自2016年以來，國內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和張維迎圍繞產業政策的存廢議題展開了數輪激烈的公開辯論，被稱為“產業政策的世紀之辯”，不僅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還演變成一場關于產業政策理論與實踐問題的全民大討論。經歷數十年計劃在市場配置中的主導作用后，重新定義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確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新原則方針，一定是對慣有的思維和行為模式的一場深刻革命。艱難困苦，玉汝于成，這場革命還有一個比較長的過程要走。

　　當前石化業界對于管理部門制定更加科學合理，更加系統、周全和多部門協同，既切準時弊又有前瞻眼光、且可落地可操作的產業政策的期待和呼聲空前高漲。但與此同時一個現實情況是，隨著技術進步的加快、市場的瞬息萬變和產業系統問題的空前復雜，制定好產業政策的難度也空前加大。產業政策仍將在中國高質量發展的新時期發揮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效應有所弱化、要求不斷提高、難度顯著增加，也是不可避免的勢頭。

　　市場力量：高質量發展的核心驅動力

　　經濟體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仍然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言下之意就是向市場要動力、向政策要潛力，讓市場成為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動力源，同時提升宏觀調控和產業政策的水平，使其助力增長的潛力更充分地發揮出來。

　　隨著高質量發展成為新時代主題，其新舊驅動力的此消彼長正在悄然發生。不妨看兩個實例。一個是國內化工園區的建設。不同于西方的化工園區主要是大企業等市場力量推動和主導形成的一種新的商業模式，中國的化工園區則是典型的政府主導的產物。由于石化工業對于帶動經濟的作用突出，進入新世紀以來，國內各級地方政府主導建設化工園區熱情高漲，短短十幾年間全國冒出了600多家化工類園區或聚集區。

　　雖然化工園區建設過程中也多多少少進行了前期規劃論證，征求了專家和各方意見，但政府決策拍板、定區域劃邊界、建設基礎配套工程、確定種子和啟動企業(項目)，都體現了濃厚的政府主導的色彩，反映的主要是政府決策的意志。其結果是，不少園區牌子掛起來了，種子企業(項目)也落實了，但后續招商非常困難，建設了多年依然是一個半拉子工程，園區該有的產業集聚、土地集約、產業鏈分工協作等都無法形成，園區徒有虛名。究其原因，主要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政府決策意志，很難超脫與客觀，容易陷入先入為主、一廂情愿的窠臼;園區的規劃建設違背了市場規律，沒有充分反映市場比較優勢和市場主體的意愿，更沒有體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其最終結果，必然是不被市場所接納。

　　第二個實例是沿海石化產業基地的布局規劃。2014年國家出臺了石化產業布局規劃方案，提出建設大連長興島(西中島)、河北曹妃甸、江蘇連云港等七大世界級的石化產業基地，當時政策帶來的短期轟動效應風光無兩。但經過幾年的實踐檢驗，一些“欽定”的石化基地建設相當遲緩，反而一些“草根”基地，比如浙江舟山、山東魯北地區和北部灣區強勢崛起，一大批國內外高端企業和項目踴躍入駐，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這就是市場選擇的力量。從長期前景來看，影響和左右產業發展的主導力量，一定是市場而非其他。

　　春江水暖鴨先知。對產業發展趨勢更精準的把握、對市場溫度和風向的觀測感知、對民生百態在經濟意義上的敏銳自覺，一定是更多地存在于千千萬萬優秀企業家的頭腦里，而不是在少數產業政策制定者的辦公室里。也正因如此，對于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問題，我們堅定地選擇信仰市場。宏觀調控和產業政策仍將發揮關鍵作用，但更多地體現為“托底、建制、維護、監督”。只要確立各種所有制經濟公平競爭的制度和平臺，努力打造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和法制環境，構建既體現中國國情、又彰顯時代精神的法律和標準規范體系，切實保護市場主體的知識產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市場就一定會充分釋放和顯示他的力量。

　　企業家精神：高質量發展的中樞與脊梁

　　如果說市場經濟是一個自由競技場，那么企業家群體就好比是運動員。一個國家、一個行業強盛與否，能否在國際市場爭得一席之地，全看企業家群體的素質和技能是否出眾。

　　中國歷史上市場經濟偏微，但卻從來不乏企業家精神。歷史上的徽商、晉商、潮商、浙商等商幫文化，以及改革開放以來廣受探討的儒商精神等，無不反映講求信義的商業文化和提倡開拓進取的企業家精神，在中國有著源遠流長的延續。在這一點上，其實我們并不比西方國家遜色。但進入現代以后，隨著現代商業文明和市場經濟的快速崛起，西方國家在市場競爭規則的制定和商業文化理念的創新上確實引領了時代。在這個過程中，企業家精神的內涵也有了很大的升華，除了中國正統文化所提倡的誠信兼仁和家國情懷，還加入了創新、冒險、合作以及追求卓越、服務至上等新的時代元素，并不斷豐富和完善。

　　企業是組成市場經濟肌體的基本細胞單元，而企業家是企業細胞中的細胞核，企業家精神自然成為市場經濟最核心的精神要素。我們研究團隊調研走訪過為數眾多的石化企業，涉及多種所有制和多個行業領域，有幾個比較一致的印象和感受：事在人為，什么樣的人干什么樣的事業，是完全匹配對應的;但凡能跨越周期持續走向成功的企業，都有一支千錘百煉強干的高管團隊，尤其是掌舵領航的企業家，作為企業靈魂人物都有一雙可以穿透時空迷霧的智慧雙眼、敢于突破常規的創新求變精神、自命不凡追求卓越的堅定信念，既能準確地預測和把握未來，又善于找到現實問題的解決方案，帶領團隊和企業從微末不斷走向卓越。

　　回歸到高質量發展的命題，卓越的事業需要卓越的領路人，高質量發展的探索闖關，呼喚新時代的企業家精神強勢回歸其本位和正位。從這一點來說，企業家精神是高質量發展的中樞與脊梁，中國產業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能否立得起、走得遠，有賴于企業家精神的充分激揚，有賴于卓越的企業家群體脫穎而出。

　　鑒于企業家精神和企業家群體的極端重要性，201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這份史無前例的綱領性文件，將為高質量發展所需的企業家群體成長壯大保駕護航。

　　創新精神：高質量發展的靈魂

　　企業家精神是高質量發展的脊梁，創新精神則是高質量發展的靈魂。高質量發展新命題的提出，本來就是對高速度發展舊模式、舊道路、舊理念顛覆性地創新突破。沒有創新的能力和勇氣，高質量發展不可能取得高質量的成效與進展。

　　創新是多維度且發散的，技術創新是當前大家關注得比較多的環節，但它僅僅是創新體系的一個節點，而且隨著技術創新越來越成為各行業領先企業的標配，圍繞理念、管理、結構、渠道、資源整合、品牌運營等其他環節創新的重要性更加凸顯，日漸成為差異化創新的主陣地。

　　金正大是國內農化行業的一家現象級企業，其突出的特色就在于創新引領。如果說在發展的早中期，金正大的創新主要表現為技術創新，那么近年來，其創新更多地表現在理念和渠道方面，種植業綜合解決方案、國際化、金豐公社、親土種植等，金正大一次次引領了中國農化行業轉型升級的風潮，概念和節奏都拿捏得比較精準。玲瓏輪胎作為民族輪胎工業的一匹黑馬，近年來在國際化方面的探索闖關，以及在品牌和渠道建設方面的一些嘗試，比如牽手國際頂端體育賽事等，都彰顯了高度的創新精神。

　　此外，中石油從出海打包買資產轉向通過跨國財團建設運營項目，中石化在央企混改方面，中國海油在數字化轉型方面，中國中化在業務模塊化重構方面，吉化在企業文化傳承和創新方面，巨化集團在電子化學品業務的資源整合方面，多氟多在元素哲學的應用方面……都是多元化創新的有益探索。

　　當前，人工智能作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前沿，受到了全球各國和產業經濟領域越來越多的重視，圍繞借力人工智能、搶占新一輪產業革命先機，各行各業都掀起了多元化創新的頭腦風暴。人工智能，創新的風口與潮頭，同樣將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必爭之地。

　　綜上，創新驅動發展與高質量發展實乃相輔相成、一體兩面的關系，一分為二、二實為一。創新精神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未來高質量發展的形態和高度。

　　工匠精神：高質量發展的抓手和落地點

　　從“蘿卜快了不洗泥”轉為追求極致和卓越，從粗放增長走向高質量發展，表面來看是產品和服務的品質提升，以及運營的效率效益優化，其背后實質其實是工匠精神發揮作用。高質量發展說一千道一萬，要落地最終還得靠工匠精神的發揚和千千萬萬大國工匠的參與實踐。沒有工匠精神和大國工匠，高質量發展將必然陷入空想和幻想。

　　《賣油翁》告訴世人一個道理，任何工作要做到極致，“唯手熟爾”。這不僅靠基層技能人才強化自我激勵、自我進步，更需要全社會、全行業在大眾風氣、價值導向和考評標準等各方面加強正確引導，弘揚工匠精神、鼓勵工匠成長。踐行工匠精神是否會犧牲效率效益、工匠精神如何與高質量發展互促共進、工匠精神的個體樣本如何具有全局意義等，都是高質量發展需要求解的課題。

　　2018年，一家叫君樂寶的中國乳企摘得中國質量領域的最高榮譽中國質量獎，一時名聲大噪。而就在10年前，三聚氰胺事件讓中國乳業集體蒙羞，行業一度陷入墜崖的危險境地。10年后，以君樂寶、飛鶴等為代表的一批自主品牌乳企崛起復興，通過踐行工匠精神和品質革命，再次贏得國人的信任和青睞。這一事件也讓我們充分相信，雖然國內工匠精神和品質自凈機制的建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從石化業的實踐來看，全行業已經開展了多年的“質量興業”活動，一大批QC小組成果脫穎而出，一些成果年創效數百萬甚至數千萬元，已經充分顯示出工匠精神落地蘊藏的巨大潛力。

　　讓高質量發展理念落地的觸點，是千千萬萬的大國工匠。工匠精神決定著高質量發展理念能否變現、根基是否牢靠，因而也構成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之源。

　　隨著傳統增長模式驅動力的效用減退，高質量發展需要新的核心驅動力，驅動力一方面來自繼續深化改革開放，為充分的市場競爭營造更加良好的平臺和環境，另一方面來自抓緊將中國的“人口紅利”轉化為“人才紅利”——讓中國卓越的企業家、科學家和大國工匠們更加精彩綻放，讓蘊藏在14億中國人中的巨大潛能更加充分地迸發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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